以公理施于人，所以恕也[2](P372)。

（同上）其后庄子学派承继告子生之谓性而提出性者生之质（《庚桑楚》）。其二，由人性背后的形上学根据而言，庄子的人性论系统地由形上道德论引伸出来，而孟子的学说则尚未建立明确的形上理据。

问‘今是何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虚、静等人生修养方法以及复性（复命）工夫，创始于老子，庄子继之有更大的补充和发展。虽然如此，在先秦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架构下，孟子强调的人性之善，和庄子突出的人性之真与美，共同将人性的真善美(26) 发展到高峰，相互辉映。在消解族群对立的国度里所呈现的和谐欢愉之气氛，是为人乐。《庚桑楚》中进而具体地提到正、静、明、虚的修养工夫。

（《原性》）苏东坡也说：情者，性之动也……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③ 当代学者在讨论古代人性论时，还习于将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相混淆，如新理学者江光荣指出：在谈论人性论的长远传统中，经常会发现学者们犯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27 而辩证法的特点，就是它能宣传事物的本来，并提示事物的转化。

附带地说，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们也可以理解唯物论和人民史观的内在关联。62关于儒法斗争中法家的位置，参见周展安：《儒法斗争与传统重构——以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所提供的历史构图为中心》，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15 将工农兵和哲学关联在一起，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是全部人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16。阅读对象的广泛性，是指工农兵群众所阅读的哲学著作除了毛泽东的著作而外，也包括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包括李达、艾思奇、冯定（如《平凡的真理》）等一般哲学工作者的著作，也包括一般的哲学概论类作品，甚至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的著作。

这种思考方法，在逻辑上并不是停留于理论本身，或者说并不是凝固于理论的。20但是，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中，部分知识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使得毛泽东逐步改变了上述愿望。

本文尝试从两个相反相成的时代特点入手，来把握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得以展开的历史契机：第一个特点是一穷二白的现状，第二个特点是成为辩证法的国家的希望。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真理一定是承认事物之特殊性的，否则只是在形式逻辑的层面上思考。共产党的革命性，也首先是通过它的理论性表现出来的。再进一步说，新中国本身就已经是哲学，因为新中国实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抓活思想，用思想统帅一切。63这里包含将经、理放在史和事内部来理解的思想方法，是一种以史抗经的唯物论。在合二为一派看来，客观事物是‘合二为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45，也就是肯定统一或者同一这一环节的存在，并将其视为客观世界的一个原则，并不认为质变或者否定是绝对的，一分为二应该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22杨献珍：《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作用问题》，载《杨献珍文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也就是说，辩证法同时包含了一般意义的唯物论，即所谓事物的本来，也包含了一般意义的革命的辩证法，即所谓事物的转化。这一逻辑的最高峰，就是后来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等等提法。

本文选择贯穿这一时段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内在脉络、特质，其所以发生的历史契机与内部包含的逻辑，探索哲学在运动中所得到的解放，并借此来摸索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的基本特点，分析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解放政治在这一时期的突进，在突进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及其对于危机的应对方式，在整体上去理解此一时期解放或者说解放政治本身所具备的哲学形态。具体真理的提法在当时受到关注的一个契机是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

但是仅仅有这六亿人口是不够的。④不仅如此，这场运动还首先是1958年上半年在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乡、上海求新造船厂、黑龙江省牡丹江水泥厂、陕西省西安大华印刷厂、天津恒兴织布厂、浙江省海宁县荆山农业社新南耕作区、黑龙江省宁安县石岩乡和平社等不同地区自发出现的，后来经过《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等报刊的介绍，而逐渐铺展至全国。但是，和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实际上基本停止不同，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正因为此，所以，从1958年前后开始，毛泽东就反复提出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文艺大军，要产生自己的理论等等。如所周知，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著称的，突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地位，这也是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就特别重视的一点。人民公社最初的蓬勃景象具体地支持了他的这个一贯想法。

相比前一时期，在这个时期，自发性并未消失，但党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较为突出。52 从而，我们甚至也就可以说，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比如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等等正因为是新生事物所以就已经是理论概念，就已经是新的哲学。

在20世纪60年代，类似的说法就更多。从这里或许更容易理解他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断语。

⑦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但如果细读运动当中的大量材料，我们也会发现运动当中的波动。

但是，不仅王阳明，而且王艮的良知终究还是一个先验的概念，它并不包含任何改造、提升的要求，在逻辑上仍然是属于孟子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形而上学构造。这场运动的主角是工农兵群众，所以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毛泽东1968年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的时候说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54，具体而微地表现了新哲学的存在形态问题。⑧参见《红旗》1966年第2—4期同名专栏。

特别是考虑到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时候，这种改造就更为紧迫。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哲学相对于表现在指导具体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技巧，更表现为在思想层面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这体现在如下提法上：车靠人来管，人靠毛泽东思想来管。

而且，中国史在整体上所包含的我称之为平铺的下沉的历史趋势也正是在20世纪经由革命的激荡而达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46也就是说，离开实践来讨论哲学，也只能是讨论一种经院哲学。

47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就能理解本节一开始所指出的那种试图对新生事物作哲学总结但并不急于提出新的概念的做法。最早参与运动的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乡的农民们给哲学起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明白学。

陈伯达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53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能获得理解。5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徐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自发性是指在这个时期工农兵群众对于哲学的学习是自发展开的，或者采取个人的方式，或者采取小组的方式，但并不是由中央或者各级党委自上而下组织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党组织的参与和引导，但这基本上可以归于是工厂的所有制改革之后党委一般工作方式的表现形式，而非特意领导的结果。但从当时工农兵所写的文章来看，并不是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著作，在行文中也不是用毛泽东的论述作为前提。

上文所提及的动态的历史形势也正是综合了直观的现实和改变的能动性的结果。31海德格尔的存在不是指事物的现成的存在，而是存在着。

④柯庆施：《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载《红旗》1958年第1期。在20世纪50年代萌生，到了70年代特别集中被讨论的教育革命也需要由这个逻辑来说明。

也就是说，毛泽东是被民众的实践贯穿了的，所以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其实是对民众自身的崇拜，但这又不是对于固有的民众的原始状态的崇拜，而是对一个被提升了的民众的崇拜，因为在这个学习和崇拜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实践实现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参与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